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诚信文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指出：“依法规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坚持诚信保护的司法理念，加大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治理力度，推动建设知识产权诉讼诚信文化。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目 录

一、涉“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

二、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三、涉“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

一、涉“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

基本案情

顺某公司、雄某公司均是案外人博某公司的代工生产商，雄某公司在为博某公司代工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的过程中，为博某公司完成了涉案6件专利对应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方案，并将6件专利以雄某公司和八某公司共同的实际控制人许某或八某公司监事陈某的名义提出专利申请并获得授权。后涉案6件专利一并转让给八某公司。在博某公司改由顺某公司代工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后，八某公司依据涉案6件专利，先后3次以顺某公司为被告提起18件专利侵权诉讼，但无一胜诉。

诉讼期间，博某公司曾向顺某公司发送采购订单，顺某公司拒绝了该订单。八某公司在部分诉讼中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法院应申请冻结了顺某公司的财产。

涉案6件专利中，2件因为八某公司生产、博某公司在专利申请日前销售专利产品丧失新颖性而被宣告无效；2件因为标注了博某公司使用的在先注册商标，与在先权利相冲突而被宣告无效；剩余2件经无效宣告程序被维持有效。八某公司依据被维持有效的2件专利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因雄某公司在知道博某公司将交由顺某公司生产加工的情况下，将设计图交付博某公司并与博某公司达成从博某公司其他项目中获益的合意，而被认定博某公司和顺某公司有权使用该2件专利。

顺某公司向法院诉称：八某公司、雄某公司、许某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请求判令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2万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八某公司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顺某公司和八某公司均提起上诉。顺某公司上诉主张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涉案6件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案和设计方案均系雄某公司为博某公司所作的设计。八某公司明知其中4件专利应被宣告无效的事实，明知博某公司和顺某公司有权使用另2件专利对应的设计方案，却在博某公司选择顺某公司作为代工生产商之后，针对顺某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意在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属于滥用权利的行为。博某公司曾向顺某公司发送采购订单，此时八某公司已对顺某公司提起诉讼，顺某公司拒绝博某公司的订单，与八某公司的起诉行为明显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订单记载的价格和产品数量较为明确，可以据此计算顺某公司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加上顺某公司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在有关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等，上述损失已经超出了顺某公司二审主张的100万元，故对其赔偿请求金额予以支持。最终，二审判决改判八某公司等赔偿顺某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典型意义

损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一是“损”，二是“失”。对于恶意诉讼的被起诉人，既要看到其受损的一面，比如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又要看到其失去的一面，比如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因规避法律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通俗而言，就是既要看到其“本来不该有却有了的支出”，又要看到其“本来该得却没得到的收入”。

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的付出成本之低与被起诉人的损失程度之高“严重失衡”，这一点令被起诉人“深恶痛绝”却又“深感无力”。由于恶意诉讼者的动机可能是阻挠他人发展，因此，即便法院判其败诉、令其赔偿一定数额，只要这个数额不足以覆盖被起诉人的损失，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恶意诉讼者的目的或多或少得逞了。

而该案最大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给恶意诉讼的赔偿责任“划范围”，即“全面赔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其理论基础，即“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这一原则的适用有其具体标准，即“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恶意诉讼发生后，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行为扩大，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行为主动放弃商业机会，拒绝客户的合同或订单，由此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起诉人有权要求起诉人赔偿。”

尽最大努力实现起诉人赔偿范围与被起诉人损失范围的“重合”，不能让恶意起诉人“输了案子，赢了里子”，更不能让被起诉人“胜了官司，败了公司”。在治理恶意诉讼的司法历程中，该案具有典型意义。

二、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某仪器仪表公司的“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未缴年费而终止。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终止涉案专利权，某仪器仪表公司曾于2017年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于2018年申请撤诉并获准许。

2006年5月，该公司以其在2005年发现某科技公司、某机械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侵犯了该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为某科技公司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判决其向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12.5万元。

之后，某仪器仪表公司以某科技公司在2006年5月至2010年期间仍大量生产、销售侵害该专利权的产品等为由，又分别于2015年、2019年、2020年向法院起诉，索赔350万元、450万元、450万元。其中，第二、三次均在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第四次则因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被按撤回上诉处理。在第四次诉讼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

某科技公司向法院诉称：某仪器仪表公司在明知其专利权被终止的情况下，恶意提起第三次、第四次知识产权诉讼。故请求判令某仪器仪表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仪器仪表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6万元。某仪器仪表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仪器仪表公司明知其起诉缺乏权利基础，但仍提起第三次及第四次诉讼，导致对方当事人损害，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故意，应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的典型价值体现为两个“首”：其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首例”认定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件；其较为突出地涉及认定恶意诉讼时需考虑的“首要”问题，即权利基础问题。

当事人维权以权利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是两个概念，首先要有权，然后才谈得上对方有无侵权事实。

关于权利基础，专利权人在起诉前应问自己三个层次的问题，即“过三关”：

一是权利基础“有没有”。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曾就涉案专利权届满前终止的行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后申请撤诉并获准许。二审判决认为，随着其主动放弃启动权利恢复程序，涉案专利权终止的状态已经确定，且其应当知晓法律后果。

二是权利基础“稳不稳”。有时候，自己的专利权并不稳定，根本经不起无效程序的“考验”，起诉人对此“心知肚明”却“假装糊涂”，法官可能就会对其多打一个问号：“他真的是来维权的吗？”在最高法院知产法庭审理的另一案件中，专利权人隐匿对其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法院结合其他情况认定其系恶意诉讼。

三是权利基础“厚不厚”。如果专利权价值的“地基之薄”远不足以支撑索赔数额的“楼层之高”，法官可能就会对起诉人产生疑问：“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在该案中，某仪器仪表公司第一次诉讼获得法院支持的12.5万元赔偿，第三、四次诉讼却均提出高达450万元的损害赔偿请求，且在第四次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某科技公司450万元财产。二审判决认为，其明知缺乏权利基础，企图通过诉讼牟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性极大。

“维权首先要有权，维多大的权首先要有多大的权。”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起诉人发起诉讼之易与被起诉人应对诉讼之难“本就不均”，如果起诉人连权利基础的“有”“稳”“厚”都做不到，就能把被起诉人的“事搅乱”、把经营秩序的“水搅浑”，于被起诉人而言“明显不公”，于经营秩序而言“绝不应容”。因此，在恶意诉讼案件中，对起诉人的权利基础进行审查，既是审理思路的“逻辑第一步”，也是实现公平的“正义第一步”。

三、涉“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恶意诉讼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

基本案情

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向中山市某制品厂提供包含“一种导轨”实用新型专利完整技术方案的图纸，要求其按照图纸生产样品，并购买该样品。随后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对中山市某制品厂及其投资人李某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在诉讼中，广东某新材料公司还向中山市某制品厂的客户发送侵权警告函，称中山市某制品厂涉嫌侵犯其专利权，提示客户勿购买侵权产品。法院认为，被诉专利侵权行为系经过专利权人的允许实施，不属于未经许可的侵权行为，判决驳回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东某新材料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

该案结案后，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认为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恶意取证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和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其赔偿诉讼中的合理支出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结果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分别赔偿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经济损失30000元及85000元。各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广东某新材料公司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当维权的合理限度，具有通过诉讼干扰、影响、压制竞争对手的非法目的，主观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恶意，并且造成中山市某制品厂、李某因此支出律师费的损失，其行为构成恶意诉讼。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审慎，是法院处理案件与当事人行使权利均应遵循的要求。该案二审判决指出，于法院而言，“在适用诚信原则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起诉权时，应当审慎严格把握适用条件”；于当事人而言，“应当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该案二审综合考虑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在没有证据表明中山市某制品厂已经侵权或即将侵权的情况下”诱导其制造、销售相关产品并以该产品作为侵权证据提起诉讼，“在该案侵权事实明显难以成立的情况下”主张高额赔偿金并申请财产保全，“在侵权诉讼尚未结案前，明知其取证行为存在重大缺陷、存在较大败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向中山市某制品厂的客户发布侵权警告函等情况，认定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具有恶意。

可见，在该案中，广东某新材料公司并未审慎地行使权利；而法院在判断其提起诉讼是否具有恶意时，始终考虑其系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了“何种行为”，体现了对恶意诉讼适用条件的审慎把握。

应当说，该案既是对当事人“审慎”行权的倡导，又为法院“审慎”认定恶意诉讼提供了范例：对当事人进行某种具体行为的评价，需结合其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境，“认善有依，定恶有据”。

该案源于专利权人的诱导取证行为，其裁判要旨明确：“专利权利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人已经侵权或者即将侵权的情况下，通过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诱导实施侵权行为，并据此提起侵权诉讼，干扰、影响他人的正常经营的，可以认定其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当事人取证，应“取之于正途，用之于正事”。该案所涉专利的名称是“一种导轨”，期待该案例能让有关市场主体引以为戒，将相关诉讼行为“导入正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